《囚绿记》“释绿”情感与心理探因

2019-04-18 15:29:15 来源:现代语文网

朱文成

日前整理陈年杂志时再次看到徐江教授对《囚绿记》读解的新视角:“认识生命的尊严,尊重不同生存者的权利,健全自己的人格。‘我们是什么将决定‘我们做什么,把这个人生的信条提升到更高的境界。”[1]18文学解读存在异见本为正常,何况此种“表现”与“表现性”观点的确提供了文本读解的新视角。

可徐先生对“绿藤”具有象征意义的观点嗤之以鼻:“陆蠡因从事抗日文化工作而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以及以‘卢沟桥事变为依据,大谈作者就是‘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绿藤追求光明自由象征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性格。这就是典型的‘想象力不够精致的解读,破坏了‘酒的美味,尤其是那些‘微妙的东西。” [1]16这种彻底否定中华民族附情志于草木的固有文化传统的言论的确很让人心生疑窦,徐先生是否谙熟民族文化传统,细读文本时又是否关注到“释绿”的真正原因。笔者这里不揣冒昧,试图对《囚绿记》中“释绿”行为的外在原因与心理因素略作探求。

要想更好地弄清楚“释绿”的原因,这里需要先看第10段“我”“囚绿”的心理:

《囚绿记》“释绿”情感与心理探因

可是每天早晨,我起来观看这被幽囚的“绿友”时,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多固执啊!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系住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

乍一看,“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一句是“我”囚系绿藤不放的原因,因为绿藤的“固执”“损害了我的自尊心”,惹恼了“我”。可是,细看该段尾句发现并非此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一句,是因说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让“我”不快;按理接下来应紧承“不快”,用类似“所以我囚系住它”句子衔接,可作者却用了“可是我囚系住它”作转折。可见,“我囚系住它”不是因为绿藤的“固执”、不了解“我”的“爱抚”与“善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对它继续“囚系”而不放呢?是因为“我”太喜爱绿了吗?这一切让读者不得而知。

接下来,陆蠡在第11段这样写道:

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这里连用两个“渐渐”表达醒悟过程,先承认自己有“过失”,后认定绿藤是“可怜”。按照常情常理,既然知道自己有过失且知道绿藤可怜,那就应该放了绿藤吧,可“我”并没有“放走它”。那么,是什么让“我”“仍旧”不放走它呢?

这里,读者稍微注意“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的复句关系便可发现端倪,该句由三个分句组成,复句关系为两个层次,有两种划分方式:

①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

②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

第一种切分的第二层关系是“虽则我恼怒它的固執,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虽然吻合“虽然……但是……”典型式样的转折复句,可这种表达从内容逻辑角度是说不通的,因为“它固执,无亲热”和“我仍旧不放走它”是因果关系而不是转折关系。因此,这种复句关系划分并不正确。

那么,第二种切分应是合理的。其第二层关系是“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该种关系仍然是典型的倒置式转折复句,意思是说绿藤虽然固执,但看到它病损的样子,“我”可怜它。第一层关系(即整体框架层)可简化为“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我仍旧不放走它”,这是省略关联词语的转折复句,意为虽然“我”可怜它,但是仍旧不放走它。

可见,作者在这段再次强调,“我”不放绿藤走并非因为的它“固执,无亲热”。此时,读者不禁发问:到底是什么让“我”对绿藤一直“囚禁”,在它如此“病损”时仍然不肯放手?

是“魔念”!作者在第11段尾句明示:“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该句“生长”一词与第10段的“可是我囚系住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呼应,既解释了上文的疑问,也揭示了“囚禁”情感的渐趋强烈——“我”要让绿藤一直陪伴着。这里,“我”是在反省自己,更是在解剖自己。

既然并非绿藤的“固执,无亲热”导致“我”不放走它。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我”“开释”了它呢?是因为心中的“魔念”变成了“善念”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又是什么因素使“魔念”化为“善念”的呢?

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方去的,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

这第12段的内容告诉读者,“我”归期的日子(即“七月尾”)就是绿藤“出牢”的日子。也就是说,“我”放开绿藤原因,是“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换句话说,“我”“开释”绿藤没有其他原因,仅仅是因为“我”要离开此地,离开这个给“我”孤独、抑郁,也给“我”喜悦、幸福的地方。显然,作者于此所强调的是,释放绿藤仅仅是客观上的行程原因而已。

果不其然,作者在第13段写因卢沟桥事件发生,“我”要提前离开故都北平,在离开前“我”放走了绿藤。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我”的情感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

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

按照前面一直“囚绿”不放的心理逻辑,这里只要交代“我”“开释”绿藤即可,至多在“开释”时表达一下自己一直“禁锢”绿藤的歉意。但是,这里却出乎读者意料,在动词“开释”前用了一个沉甸甸的“珍重”作修饰语。这是一个凝聚着浓烈情感的词语,它表现着“我”对绿藤情感的珍视。

此时,读者会疑窦顿生,是什么让“我”由原先的“可怜”绿藤却并“不放走它”,一下子变成了现在的“珍重地开释”呢?可惜作者在第13段并没有明说。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我”对绿藤称谓的变化慢慢咀嚼出其中缘由。

综观全文,“我”对绿藤有三种称谓,依次为“小鸟”“绿友”“囚人”。称绿藤为“小鸟”,是因为它装饰了“我”抑郁的心情;称其为“绿友”,是因为它一直陪伴“我”,给“我”带来“生的欢喜”;那么,称绿藤为“囚人”呢?从“囚人”前的修饰语“永不屈服于黑暗”可以看出,“我”对绿藤的“永远向着阳光生长”是洋溢着肯定与赞美热情的。

导致“我”的态度前后如此截然不同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绿藤本身的特点,第13段排除了这一点,因为该段并没有描述绿藤的文字;二是“我”自身情怀的转变,这里也没有任何关于交代或解剖“我”心理的文字;三是某种外在因素诱发,使“我”的情感发生了变化,这点在第13段倒是切实存在着:

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连于烽烟四逼中的旧都,火车已经断了数天,我每日须得留心开车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朋友担心“我”,“我”也感觉到“旧都”被“烽烟四逼”不能再留连了,所以“每日须得留心开车的消息”。此时此刻的“我”,因为外在境遇上极其类似绿藤,所以心理便有着被“囚禁”的感觉。因此,在开释绿藤时,“我”就潜意识地把被囚的绿藤当成了“囚人”。

倘若仅仅是有着被“囚禁”的感觉,只需用“临行时我开释了这个被禁于黑暗的囚人”或是“临行时我开释了这个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式样的语句即可。可作者却偏偏使用了凝聚着浓烈情感的“珍重”一词。

在此之前,“我”只是把绿藤作为解忧的物件、快乐的源泉;但到了此刻,因“异族的侵陵,祖国蒙极大的耻辱”(陆蠡《池影》),“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经意地触碰了“我”灵魂深处柔软而又坚强的地方,让“我”由“疲累”到愉悦的心灵产生强烈震撼,不禁萌生出赞美绿藤的情愫,進而产生类似联想——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是否也应该像绿藤一样永不屈服异族入侵的黑暗?于是,作者情不自禁,秉笔直书:

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或许有人会问:如此理解是否违背文学阅读规律呢?龙协涛先生指出:作者在创作时“可以运用隐喻的手法创造出意象,就是通过指说某一件事物,使人领悟到另一件事物,从而达到以一种非推论式语言形式的交流”[2]。这种发轫于屈原的附情志于草木艺术创作历经千年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诸如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于谦的诗《石灰吟》、龚自珍的散文《病梅馆记》、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陈之藩的散文《失根的兰花》等等,甚至于宋人郑思肖用无根土的墨兰画来寄托“国土沦亡,根着何处”的漂泊无依之感。我们自然也可以认为,陆蠡创作《囚绿记》时使用了隐喻的艺术手法,在“绿藤”这个符号身上附载着作者内在的需要读者启动文化积淀才能体悟的情思。

这种理解是契合文学文本读解规律的,因为它符合“还原语境”的读解方法:读者可以“充分利用上下文微观语境”,可以“探查写作的时间、场合、心态等中观语境”,甚至还可以“追寻作者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状况等宏观语境”。[3]读者完全可以根据“写作场合、心态”,把“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这个意象,联想为在民族遭受外族入侵时作者自身的影像,甚至联想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影像。